Abstract
摘要: 本文探索在复杂的可持续发展政策领域内的伙伴关系特征、网络行为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香港为背景,该城市正在从命令—控制的政策手段逐渐转向对伙伴关系 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运用。本文认为,承诺、平等、相互性和信任等网络伙伴关系特征和网络行为会在公共性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它们总体上对于可持续发展项目的绩效具有正面的贡献。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28个可持续发展的咨询委员会或代表性组织的成员(57%的回应率),最后得到53个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可用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可持续发展项目中的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成员并不认为在伙伴关系特征与感知到的项目绩效间存在很大的分别,但认为伙伴关系特征与网络行为存在很大的分别。多重回归分析显示信任有助于促进感知到的项目绩效,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团体人员的网络行为特征也有相同效果,尽管对于公民社会团体人员来说,网络行为与项目绩效存在负面关系。文章的结论讨论了这些研究结果对于香港以及其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项目的意义。
Notes
棘手的政策问题也包含像扶贫和减少犯罪这些问题。
公民社会组织在本文中涵盖了公民社会的、非营利的和非政府的团体和组织。
可持续项目在香港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早期 (Hong Kong Government, 1991). 尽管由此带来了一些重要的机构改革(Hills, Citation2005), 显著的政策创新并无出现,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政府满足于解决那些它具有一定成功处置经验的传统污染问题。决策者以消费为导向设定其优先事项,而这与地方社区的很多人、与香港的整体长期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对其未来发展轨迹的更加现实的评价、以及与环境变化的潜在影响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张力。这些机构改革包括2001年设立了可持续发展小组,并在后来成为环保局下的可持续发展处;以及在2003年成立的可持续发展理事会,后者是政府的高级咨询单位。尽管可持续发展理事会试图进入到关键的政策领域,例如可再生能源、建成环境、空气质量、废物处理以及目前的气候变化,但是这些努力经常是零碎的、缺乏连贯性的,并且没有为香港形成一个综合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考虑到本研究设计的横截面性质,我们采用敏感性测试来检验同源误差(common source bias),并为此对所有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这个分析带来了一系列的因子,暗示被调研者在回答问题的方式上存在差异。
样本包含了关注环境或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组织。但是在我们的调研里面,可持续发展具有一个广义的定义,即“涉及可持续发展的那些领域,例如与环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社会福利、医疗和经济发展与重振相关的活动”。我们用该广义的定义来鼓励被调研者回答问题。
公共管理文献中对绩效的测量是复杂和相互冲突的 (Walker, Boyne, and Brewer Citation2010)。有关的数据来源于行政记录和内部或外部参与者的观念。 在这个可持续项目的研究中,我们并没有得到一致性的行政记录材料,而经历了项目的外部参与者也难以找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主要利用了那些内部的参与者来表达他们对可持续项目的观念。类似的策略在其他针对伙伴关系项目后果的研究中也有采用 (Chen Citation2010; Klijn et al. Citation2010)。
我们给被调研人提供了可持续发展上的伙伴关系的定义,即“任何引入了两个或更多的团体、个人、机构或组织,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就特定的可持续发展或环境改变的目标而共同工作的活动”。
为了确保被调研人没有去讨论一个计划中的可持续发展项目,他们被要求回答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以显示他们实际的努力情况。根据回答,处于准备阶段的项目只有0个,处于发展阶段的项目占23.7%, 处于活跃阶段的项目占69.7%,而处于维护阶段的占6.7% (Klijn et al. Citation2010)。
公共与私人参与者的网络行为变量的VIF数值上升到了接近于10,这个值表明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考虑到第一个网络因子数值的相对近似性,这似乎并不奇怪。为了探索多重共线性是否使得系数有所膨胀,我们将这两个变量的网络行为数值分别放入到模型中进行检验。结果并没有显著偏离在表中所报告的结果。
我们感谢一个匿名评审人提出的该建议。